中国人向以中华文明中的圣贤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国的先贤圣哲却从未把这一生死存亡之道教会国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即使被动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列，而须代之以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
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以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规范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显出其软弱无能的劣势败下阵来。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彻底屏弃软弱无能的处世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外交哲学。否则，如果继续一味以“和道”、“恕道”同异族打交道，中华民族恐怕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让侵害者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的前提是清算罪行、追究责任。然而这正是“对日新思维”论者竭力反对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恐怕同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这样的思想家、战略家不无关系。中国人要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传统思维方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效法成功民族的榜样。
这个榜样不是别人，就是与中华民族同为二战中受害最烈者的犹太民族。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究竟要怎样做才能让中国人满意？许多中国人都举出德国作为真诚悔罪的例子。但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德国的真诚悔罪并非全出自自发，而主要是通过全世界犹太人全力以赴、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争来的。从二战结束迄今，犹太人一刻都未曾停止过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索赔以及对纳粹罪犯的追缉。这一努力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力度之大、成效之高，都令人叹为观止。犹太人决心让全世界都知道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知道得越详细、越具体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为此，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所有文化载体上，从小说诗歌到电影戏剧，从报章杂志到教科书，对纳粹罪行的揭露控诉已经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其效果则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都会激起公愤。几年前一个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曾经发生的英国历史学家应邀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演讲，却终因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和示威警戒而未能进入校园。
伯克利是美国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祥地，素以包容各种异端言论着称，亲纳粹言论在言论自由圣地尚且成为禁忌，可见犹太人反纳粹宣传的威力之大。直到今天，二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犹太人还在不断推出“辛德勒名单”这样的电影而让全世界继续为犹太人流泪，他们还在把漏网逃亡的纳粹罪犯捉拿归案、交付审判，他们还在世界各国的法庭上控告德国政府或公司以获得巨额赔款。他们从未厌倦过，也从不敢懈怠，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关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