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致各省代表及各省都督电。
也许另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为了策划推翻清王朝，孙博士在国外度过了16个年头。然后，突然地，在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他被安排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这个高位上，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在政务上没有实际建树，而适当的形式肯定是重要的。在大约三个月之后，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政界而趋实业，立刻转回头去进行谋划和设计。在他生命的最后8年中，他有过三次较短暂的时期力争控驭广州，要么就是自封的大元帅（他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就是自称的大总统。在没有实际行政经验体会的情况下，孙中山常常进入政界的巅峰。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只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否经常为一种想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心理冲动所驱使呢？
有些时候，他的行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是局外人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孙中山的灵魂，以便琢磨鉴别他所接触理解的特殊环境。
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但，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归根结底，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成熟了的孙中山有可能被人们作为一个边际人物来加以描述。他运用自如地十分谙熟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英美的。他从一个低贱寒微的农民家庭出身，进入到国际性的通商港口世界，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而且，他和他抛诸身后的所有事物保持着联系: 广东的农村，海外华侨，香港和澳门，地下秘密会党，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日本的浪人会社和政治上的反对派。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晰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
1912年3月5日，孙中山在南京追悼为革命死难的广东烈士。
孙中山的改良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似乎都反映着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简单地说，他吸收和普及这些观念，胜过了实际的创新改革工作。孙中山所主张的这些观念:可恶的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自然资源必须迅速地开发，它的财货必须公平合理地为全民享用。所有这些，就是孙中山的主要资本。虽然他通过观念的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来扩大影响，但是，仍然一直地被包括军事的和财政的实际政治权力所挫败。尽管如此，在他的事业的末期，他毕竟明确地表述了关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的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和管理方法的蓝图。
用历史术语来说，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传统的封建帝国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他起了政治上的作用，他帮助带来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且阻止了君主政体的复辟。
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有那么点“狡诈”
在国际事务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狡诈的。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都难以不带着对于外国列强的良好愿望（或者至少是宽宏大量的襟怀）而从事活动。他反复地呼吁对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同情、财政资助和国际上的承认。他经常关心他在国外的形象和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他可能宣称他和大不列颠、日本或合众国亲密无间；而在另一时期，他又和这些国家不共戴天，声讨谴责。因为他被某些外国政府和个人所挫败甚至所侮辱，人们自然可以理解他在某些场合的激情爆发。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中国人，他为外国对他的祖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而痛苦伤神。他相信，外国投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而且，为了交换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他愿意加强外国控制的租界和特许权。直到他的晚年，他甚至还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干涉，借以实现祖国的统一。他明白地翘首海外，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
孙博士耗掷了他的壮年韶华，尝试着按照他的特别的构想来改造他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拟定了一些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些计划预示着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的未来设想。对穷苦群众和受压迫者，他还表示了极富同情心的关切，虽然他为了改善这些人们的处境而提出来的设想，与其说是社会革命者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属于改良主义者的。甚至在俄国顾问影响下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表现主动精神并明确其政治主张的时候，孙中山仍然保持着这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