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又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司马迁“详今略古”和“法后王”主张的进步性。《史记》特别注重对当代历史的研究，比如，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司马迁对汉代以前的经济，只是做了概括的叙述（见《货殖列传》），而对于汉代经济的论述则比较详细（见《平准书》）。这可能是因为古代的材料较少，当世的材料较多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与他“详今略古”的历史观点有关。在这当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法后王”的口号，他认为“后王”（即近代之王）离当世较近，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当今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而更值得借鉴和效法（见《六国年表》）。
《史记》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推动社会发展的变革也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比如，司马迁虽然批评吴起、商鞅的刻薄，但对他们在楚、秦的变法是肯定的。他说，吴起“相楚，明审法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又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司马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吴起商鞅的变法，因而对他们变法的成效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同样，对于秦始皇的统一天下，司马迁也持肯定态度，认为是“成功大”，并未因秦始皇“取天下多暴”而否定这一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时代潮流。
司马迁考察历史变化发展的重要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自序》），所谓“原始察终”就是要去考察事情的开始和终结；“见盛观衰”就是要从盛世中看出衰败的征兆，也可以说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事物的转折。这八个字总起来说，就是要以变化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从头至尾的全部过程。《史记》的十表就集中表现了这个观点，《十二诸侯年表》记述了“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记述了“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秦楚之际月表》记述了“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战，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历史；《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表明了汉兴以来“诸侯废主分削”的历史。总之，司马迁每写一表，都描绘出了那段历史的变化和特点，这十表总起来看，直观地反映了从传说时代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变化。
当然，司马迁的《史记》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说秦始皇统一是“天所助焉”，刘邦的成功是“受命而帝”；还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等等，这些都贯穿着历史唯心论和英雄史观，但这都不能淹没《史记》作为一部伟大历史学巨著的光辉。
四、无韵之《离骚》
《史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全书文辞优美，善叙事理，善描人物，脉络清晰，跌宕有致。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形式和谋篇布局，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之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多以记述历史事件为主，结构形式和谋篇布局多以时间为中心，所以涉及的人物往往都是作为历史事件的附庸出现的，使人物形象变得支离破碎，不够集中，虽然在某些文学性较强的篇章里也有较为生动的人物描写，但总起来讲，人物形象是分散的，不完整的，给人的印象多是见事不见人，事件淹没了人物。《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的先例，则一改旧制，把以记叙事件为中心转变为以人物为中心，从而避开了编年体的种种局限，腾出更多的笔墨刻画人物。进而通过一个个历史人物的事迹，生动形象地反映一个个历史事件，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从而提供了一种能够集中地刻画人物，完整地塑造人物，全面地揭示人物命运的艺术形式，对后世小说和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但生动再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而且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剖开那一座座千年古坟，使那里面的人物站起来、活起来。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项羽、张良、韩信、廉颇、蔺相如等历史英雄，聂政、荆轲、剧孟、郭解等武侠义士无不在各具特色的历史环境中叱咤风云，给人一种如见其人的感觉。比如，描述石庆谨慎的奴才形象，“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石奋、卫绾、直不疑、周文、张叔列传》）使石庆的猥琐形象如在眼前。
《史记》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感情充沛、气势逼人，极富表现力和概括力，往往寥寥数语，甚至几个字就能生动地写出人物的个性、情态乃至人物活动的环境、气氛，言情状物，如在眼前。如《刺客列传》之写“易水送别”，“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荆轲刺秦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王环柱而走”，把当时的情景描述得扣人心弦，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之叙蔺相如怒斥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斥之，左右皆靡”。尤其是《项羽本纪》，一篇之中就为中华语言宝库留下了“破釜沉舟”、“作壁上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等大量成语。再如《齐太公世家》中，“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一个“奸”字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吕尚的动机和心态；再如《外戚世家》中描述窦后与其弟相见后，“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一个“助”字就把这种虚假的谄媚刻画得入骨三分，其用字的准确凝练，由此可见一斑。
《史记》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如《汉高祖本纪》中写刘邦入咸阳观秦皇帝时发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而《项羽本纪》中写项羽见到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短短两句话，就把刘邦和项羽的志向、胸怀、性格跃然纸上；再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在观厕中鼠与仓中鼠之后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把一个无状文人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陈涉世家》中描述陈胜为王后，其旧日一起佣耕者前去觐见并参观王宫后说：“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把口语直接引入文中，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又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张苍、周昌列传》中，“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把一个急怒相加又口吃的诤臣形象描绘得形神兼备。
《史记》还善于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成明白如话的书面语言，善于在叙事中引用民谣俗语，因而千载之后，仍觉明白晓畅。如《淮南衡山列传》所引之“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魏齐武安列传》所引之“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李将军列传》所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出自《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从口语中提炼而出。
《史记》一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说，《史记》代表着那一时代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最高认识水平，代表着那一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正因为“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所以以司马迁和《史记》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表明，汉代中国不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居于那个时代的世界前列，在文化上，也居于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
高小星 马永涛 山东省章丘中学历史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