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据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储蓄过度与消费不足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因为大家对教育、医疗、失业和住房的前景预期不乐观。
答：我认为，这要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合理。多年来我们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点是投资生产性项目，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不足。这种生产性财政模式多年来导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消费者不敢消费。二是涉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从统计上看，国民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工资收入，一部分是利润。多年来，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利润的比例则不断上升。
《思想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衡的状况呢？
答：造成这种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比例失衡与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到位有关系。比如说，谁污染谁治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是企业污染，政府拿钱治理，无形中就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还有些企业对农民工不提供必要的保险……
因而，如果说国民收入再分配只是限制人们的消费欲望，那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则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老百姓最终不敢消费的根源是他们手里没钱。这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第二个原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文化因素就是中国人传统上就喜欢存钱。
《思想者》：您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与中国的消费不足之间有必然联系吗？记得美国《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讲，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创造出一种新理论，解释美国人对外借款消费倾向。他称，问题不是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储蓄太多，他们能够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为美国人的消费提供经济支持。
那么，中国的储蓄真的助长了美国的房产泡沫吗？而对“美国人太爱消费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太爱储蓄了，把钱就非常便宜地借给了美国人去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链条，最后导致了一场危机爆发”的说法，您认为这个话有没有道理？
答：美国的过度消费跟中国的消费不足，表面看起来是对应的，但是，综上所述，实际上它们的形成机制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此，有些人说美国的消费过度是因为中国消费不足造成的，实际上是混淆视听。
《思想者》：有观点认为，事实上正是美国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工具，把全球对外金融资产演化为过度消费和进口，演化为金融泡沫，演化为全球性系统风险。
答：是的。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得益于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国的负债消费拉动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然后，他们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支撑着美国的房地产、国债，从而也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创造了条件。这种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循环，是支撑全球经济过去十多年增长的主要机制，简称为“双循环”。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这种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一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过去十几年间，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本来就上升得特别快。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到危机前已经上升到了130％，家庭资产在危机阶段又出现了大规模缩水。二是美国家庭需要提高储蓄率偿还其债务。据估算，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总需求。
《思想者》：美国会改变这种负债消费的模式吗？
答：个人认为，美国原有的负债消费模式需要调整几乎已成为定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要调整负债消费结构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除了私人储蓄率提高之外，美国的调整在国际收支方面也已经显现出来。200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还在6000亿~7000亿美元，到2009年的第三季度折合成年率已经降到了3000亿美元。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提出要以“出口导向型”模式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
《思想者》：为什么这么说？
答：美国能做到贸易收支平衡就会对全世界的总需求形成重大压力，如果他要致力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可能人为地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促进美国出口。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也等于是让人民币变相升值。虽然目前美国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美国政府一直在大规模发债，一旦人们对美国国债失去信心，美元就会陷入贬值。果真如此，美元贬值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出口，还会向海外转嫁巨额的债务风险。
《思想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如何做出调整？
答：中国是整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网络中，日本处于最高端，然后是韩国、台湾地区，而我们处在最末端——组装加工阶段。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储蓄大于投资的，所以整体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贸易不平衡的恶名。因此，单独让中国做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显然我们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这涉及下一步亚洲能不能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种失衡，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它不可持续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项内容就是需求结构调整，即从原来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也谈到，金融危机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倒逼机制。如何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既要让出口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要承接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上游经济体对我们的出口，内外部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种转变，那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下一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思想者》：您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如何才能掌握主动权？
答：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判断美国人的总需求要减少，随之全球总需求增幅放缓，那么，亚洲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谁就能主导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