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官方竞选网站上，能读到她宣称一旦成功当选后将落实的施政方案。这些方案里大致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国家政策层面的机构和制度改革，包括司法、医疗和税务系统的改革；其二是呼吁全社会关心上述改革所涉及的人群，这反映了时下政客擅长的人口学分类法，将政治举措针对的人分成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者、儿童、残疾人、工人等等。这样的分类法用群体概念替代了阶级概念，也掩盖了因资源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造成的阶级矛盾，这其中就包括城市中的无产阶级。
希拉里口中的各个族群缺乏实在的政治意义，是空洞的符号。但这种做法取消了每个族群内部的阶级差异，是民主政治和左派的隐忧。
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民主党人画出了一幅宏大的蓝图，但其中的内涵是相互取消的。在意义的争斗背后，留下一个空洞的符号。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所言，各个族群的聚集不是自发和偶然的，他们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族群并不通过“女性”、“非洲裔”、“酷儿”等标签聚集，族群内部因经济差异分化。群体概念在意识形态中同质化了某一群体里不同生存处境的人，精英阶级的同性恋和身处纽约底层的同性恋被视为具有某种共同的利益。比起共和党，民主党似乎更热衷于用这样的方式赋予其政治意义。
然而，作为结果，这样的方式既充满悖论，又容易走向歧途。引用一名共和党政治人最近的发言来说，自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以“黑人总统”之名成为总统后，美国的种族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和，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也从另一个角度表达过相似的见解。他在8月底刊登于In These Times的一篇题为《克林顿，特朗普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共识是民主和左派的威胁》（Clinton, Trump and the Triumph of Global Capitalism: Why the Hillary Clinton consensus is a threat to democracy—and the Left.）的评论中谈到，希拉里的共识，以及被民主党团结的、代表的支持者联盟是民主政治和左派真正的隐忧。
当一个东西宣称自己什么都是的时候，它就有了什么都不是的危险。在齐泽克看来，希拉里和民主党宣称要团结和代表的选民群体是空洞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等待着被政治权力的征用。希拉里在不同的集会和募捐现场用相似的政治话语笼络着不同阶级的人，华尔街的资本家、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残疾人、工会成员、退伍老兵、同性恋精英……希拉里的问题在于不加区隔和缺乏变化，而当她和她的竞选团队懒于做出改变的时候，就会招来反对的声音，甚至责怪她只知道在不同场合油腔滑舌地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事。因而，和空洞的族群标签一样，“希拉里和民主党的支持者”这一团体也缺乏意义。
民主党简单征用这些没有意义的符号，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到最后选民也会感到不满，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成了遗憾的事。那么代表民主党出现在此次大选舞台上的希拉里要怎么“征用”呢，她有哪些实际举措，又可能带来怎样的问题？
希拉里的施政纲领征用了“工人阶级”的概念，并忽视了阶级内部的复杂性。游离于主流社会的工人和新兴城市无产者的利益无法受到重视。
今年3月2号，希拉里的官方竞选网站发表了题为《劳工和工人权利——工会越强大，则美国越强大》（Labor and workers’ rights: When unions are strong, America is strong.）的文章。本文详细阐述了如果希拉里成功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将在保障工人利益方面做出怎样的努力，包括阻止党派斗争破坏工会规则，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扼制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行为，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本文采用的封面照片和卷首语。封面照片中，希拉里来到一个餐厅和服务行业的劳工们握手致意。而在卷首语中，希拉里说道：“你们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如今，你们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奋斗着，这将让三千五百万美国工人走出贫困。”这两处看似无误的细节透露出希拉里和民主党对缺乏意义的“工人”的征用，并且消解了活跃于城市的这一群体的内部复杂性。
那么有哪些复杂性呢？就封面照片和卷首语中流露出的信息来看，工人阶级内部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些矛盾的信息中。照片里的工人不再是工厂工人，而是城市工人，这些活跃在美国各大城市服务行业的劳工构成了所谓的“不稳定的无产阶级”（precariat），他们已然替代了“无产阶级”（proletariat）成为左派寄于城市革命希望的新生力量。借助齐泽克的视野和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学术遗产，我们能轻而易举地从身边，尤其是服务行业从业者中分辨出那些生活没有保障的低工资劳工——领着极低的时薪，社会保障制度在他们身上不能发挥多大效用，却承担着城市扩张和维系城市运转的责任。
为数众多的这群人里，不乏希拉里共识的拥护者。纽约的城市无产阶级曾经来到“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现场，抗议资本带来的社会不公。现在，在这些怀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新城市人”里，却有一部分出现在希拉里的集会活动中，与高盛站在了同一条船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于数月以前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当时招来了一片哗然之声。可以说早先的“革命浪漫主义者”空有一腔没有弄清形势就行动的热情，这种矛盾性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局限所在，但并非全然是他们的过错。民主党和温和左派都错误评估了这些“不稳定的无产阶级”的价值，后者的革命力量被稀释了。
矛盾的城市无产阶级无法成为中产阶级，也让美国失去了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民主党的去中心化视野只是对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再确定，并不真正关心社会边缘人群，民粹主义将趁机获得市场。
到头来，一方面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底层劳工——许多是非法移民——被放在和传统产业工人同样的位置上。正如希拉里所言，这些奋斗（说“挣扎”也可以）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的人将成为美国社会庞大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殊不知这是一个道阻且难的过程。近代革命的历史表明，当原来的传统产业工人以城市革命者的身份完成革命后，往往会“跃升”为中产阶级；然而，希拉里口中的三千五百万穷人离她所承诺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就连提高最低时薪标准的“小目标”都遥不可及，需要政治家反复商榷。此时，希拉里敷衍和搪塞了本可以取代传统产业工人成为新兴城市革命先锋力量的新劳工，还将他们收编进中产者的话语系统里。没有人再为他们讲话，没有人再代表他们发言，没有人再团结他们、帮他们争取斗争的机会。
另一方面，美国的左翼力量应该为自己的去激进化负责。当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下的传统产业工人中产化，以及熟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后，左派感到了措手不及，以致于失去了一股对抗意识形态霸权的政治力量。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些争取“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新无产阶级”正面临难以获得正常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的机会，他们正经历着历史的反复，也依然困顿在资本主义效率至上的圈套里。尤其对于无法融入城市和获得“城市权利”的移民者而言，还会成为恐怖主义的种子。但是，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大部分传统的左翼人士始终难以解决城市社会运动的革命潜力的问题。城市社会运动常常被认为是解决个别问题而不是普遍问题的改良主义运动，所以城市社会运动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阶级运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美国城市生活和政治实践的多元性、异质性将持续对抗一元而同质的资本主义空间秩序。国家追求合理化的诉求以取消边缘群体利益为代价，在看似关心边缘群体的视野中对他们漠不关心，或者说缺乏“真正的”关心。希拉里常在公开场合谈论各种边缘群体的利益，但这仍然是一种从既定中心出发向边缘看的视野，在二元结构的前提下“去二元论”好比一个人要把自己抱离地面，是不可能的。更甚的是，希拉里定义了无产阶级诉求的起源和性质。如前所言，它可能会转移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而使其不自知；抑或转入另一个方向，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对生活在最低工资线附近的无保障城市居民而言，无论何种结果都是幻灭的，希拉里的“进入中产阶级”的许诺也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