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省作协大院一座样式特异的小楼前，有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上有“西安事变旧址高桂滋公馆”等字样。
省作协门卫告诉记者，这栋楼不一般，蒋介石在这里住过。
曾是西安城内一处名宅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姬乃军告诉记者， 高桂滋为陕北定边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31年任国民党步兵第84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高桂滋即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表示愿率部抗日。1933年3月爆发长城抗战。高桂滋率领第84师，在长城要塞冷口、将军关、黄崖关对进犯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坚持两个多月的长城抗战失败后，携家寓居北平的高桂滋作为退居之计，在西安城内当年叫玄风桥的建国路购地11亩，修建寓所，1936年初落成，成为当时西安城内一处名宅。
1934年10月，高桂滋奉蒋介石之命，开赴陕北绥德地区，对陕北红军进行“围剿”，结果到1936年初，与红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同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剑英前往西安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当中共中央和高桂滋联系后，高桂滋欣然同意叶剑英等人住在他的公馆。
蒋介石迁居而来
高桂滋公馆大门在现在的碑林区建国路71号，门向西。高桂滋公馆南边就是张学良公馆，中间仅隔一条小巷建国三巷，当年叫金家巷。
1936年12月13日，当准备为扣押的蒋介石另择居处后，张学良命副官长谭海前往高桂滋公馆，找管事贺善培协商，贺善培当即应允。姬乃军说，当时，高桂滋公馆主楼装有水暖暖气。由于没有电力带动的循环设施，靠人力将热水加压循环。当时西安只有西京招待所和高桂滋公馆有暖气。
12月14日晚，蒋介石在他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的陪同下，由新城黄楼东厢房移住高桂滋公馆。
蒋介石当时并不认为是为了给他换一个条件好的住处。他猜测，张学良一再坚持让他移居，可能是认为黄楼在杨虎城势力范围之内，担心他与杨虎城接近，张学良做不了主。
黄楼所在的新城有兵营等多个部门，来往人员庞杂。办公室在高桂滋公馆主楼的陕西省作协原党组书记雷涛认为，杨虎城和张学良当时感觉把蒋介石放在黄楼很不安全，而高桂滋公馆是个独立院落，很安全，而且隔壁就是张学良公馆，便于监控。蒋介石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天，高桂滋公馆因此成为羁押蒋介石时间最长的地方。
下停战手谕
从1954年开始，就在高桂滋公馆院内办公的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杨韦昕告诉记者，高桂滋公馆位于现在的建国二巷与建国三巷之间，当年从西门进来先是以一栋二层楼房为主、周有平房的院落，其东为花园，再向东、北边为高桂滋公馆东西排列的三座小四合院，南边为其他民居。三座四合院各自有门通向北边的建国二巷，但相互之间，包括和西边的花园、主楼所在院落之间，有门相通。
西安事变纪念馆旧址管理科科长石八民研究馆员告诉记者，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不明真相，谣言四起，南京等地有说蒋介石的人头被悬挂在电线杆上示众；有说张学良恢复吸毒并发疯；有说暴动的士兵杀了许多外国人等等。这都给南京政府的亲日派妄图动武以造成天下大乱提供了借口。16日，南京方面下令讨伐张、杨，派飞机前往西安轰炸。宋美龄担心动武危及蒋介石安全，急电到洛阳给她通报西安真相的端纳返回西安，让蒋介石阻止中央军的进攻。端纳16日下午再赴西安，到高桂滋公馆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的话。
张学良也劝蒋介石下令阻止中央军的进攻和对西安的轰炸,但蒋介石不肯松口。当天晚上，张学良又请被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蒋方震劝说蒋介石。蒋介石提出条件：“如有一期限送我回南京，我就可致函中央，或能停止进攻。”之后，张学良又来告诉蒋介石，中央军已在华县一带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发生交火现象，希望他尽快向南京政府下令。12月17日上午，张学良请赞同全民抗战的蒋方震再次劝说蒋介石，并告诉蒋介石，派蒋介石信任的蒋鼎文送信。蒋介石这才同意写“手谕”。待同样被扣的蒋鼎文来后，蒋介石随即写下停战手谕，称：“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当天下午，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手谕”前往南京，使中央军讨伐之举中止。
泪洒床头
高桂滋公馆主楼坐北朝南，一层为半地下式，二层面阔5间，进深4间，以西式建筑风格为主。楼顶边沿有一圈矮墙，正面部分为西式风格装饰。
杨韦昕回忆，1954年时，二层内部原布局为，中间有一东西贯通的过厅，将其分为南北两部分，过厅西头就是楼西侧门，该侧门外有一台阶可下楼，而该台阶下又为进一层的台阶。过厅北边是5间一排的房间。过厅南边，正中为一间宽、两间长的过厅。此过厅两侧各有两间宽、两间深的房间。
石八民说，蒋介石被安排在二层东厢房北侧卧室。
12月20日上午，宋美龄兄宋子文力排众议，以私人身份由洛阳飞抵西安。
蒋介石由于摔伤，身上多处疼痛，行动困难，在高桂滋公馆居住期间，多数时间躺在床上，因此非常注意用耳朵听外边的动向。 12月20日这天上午，蒋介石听到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情况。不一会儿，宋子文在张学良和端纳的陪同下进到他的房间，他这才明白刚才的飞机声来自宋子文所乘的飞机。见到大舅子宋子文，蒋介石百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待读了夫人宋美龄的信，更是落下泪水。次日，宋子文同张学良、杨虎城会面，了解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并得到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信息，便决定立即回南京给宋美龄等汇报，于是去蒋介石房间告别。大概是因见到了亲人，蒋介石这天睡得极酣，上午11时还在睡梦中。宋子文推门入见，蒋介石浑浑噩噩不辨为谁，过了一会才清醒。听说宋子文要走，生离死别的悲切油然而生。
宋美龄听了宋子文、端纳的汇报后，12月22日下午，和宋子文、蒋鼎文、戴笠、端纳等乘飞机到西安。宋美龄等先被接到张学良公馆稍事休息后，即前往高桂滋公馆，与蒋介石相见。
蒋介石之前一再托人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故当见到夫人，十分惊讶，如在梦境，悲咽不可言状，老泪纵横。
承诺联共抗日
踏上高桂滋公馆主楼正面10阶露天台阶，可直接上到二层大门前。如今走此台阶的人不多，然而80年前，很多重要人物在此上上下下。
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当天晚上，张学良前来向蒋介石阐述了八项救国主张，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宋美龄到西安后，每天在蒋介石住室进进出出，每次获得新情况，立即告诉蒋介石。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宋子文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宋子文当天下午即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的情况。12月24日，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起参加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并达成协议。
12月24日下午，蒋介石再次给国民党中央军下达停战撤军令，仍让蒋鼎文传送。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张学良、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继续谈判。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再一次会见了蒋介石。
精神轻松了许多
高桂滋公馆主楼前比较宽绰，有一圆形水池。
宋美龄和宋子文在西安期间，神经非常紧张，作为蒋介石的谈判代表，既要让西安方面满意，又要蒋介石面子上搁得住，更重要的是担心蒋介石和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看到了西安军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唯恐出现意外。
根据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她和宋子文为了松弛神经，在高桂滋主楼前的院子里散步。院墙内外各处皆有荷轻机枪之守兵。这些守兵日夜巡逻。宋美龄猜测，院内的守兵是防外人擅入，而院墙之外守兵是防蒋介石出走。她和宋子文在院子里绕了一圈又一圈。他们二人为了减轻心中压抑，无端纵笑，引起守兵诧异。
24日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精神轻松了许多。25日是圣诞节，蒋介石早上一醒来就对宋美龄说：“祝君圣诞快乐”。 宋美龄等人想当天就能离开西安，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但这必须在11时半前起行，然而至下午一时半也没有得到允许他们启程的消息。宋美龄已经觉得希望破灭。有人说：“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宋美龄急忙说：“对。”然而到了下午二时，还无人来报消息，去洛阳的希望似乎也没有了。有人说：“下午四时前起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到下午三时左右，他们终于接到可以启程的通知。张学良建议：“现在天已晚，不如明晨直飞南京。”宋美龄忙说：“不能再等了，离此愈快愈佳。”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护送下，蒋介石一行终于离开高桂滋公馆，启程回南京。
捐给抗美援朝购买战斗机
姬乃军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奉命前往华北前线抗击日寇，将家属由北平迁回西安，住进了玄风桥公馆。1949年5月24日，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抵达西安，借用高桂滋公馆主楼居住和办公半年。1951年7月，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身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村部副部长的高桂滋将自己的公馆作价15亿元（旧币，相当人民币15万元）给政府，将所得房款捐给抗美援朝购买一架战斗机。高桂滋和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是当时全国各界以个人名义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两名佼佼者。
高桂滋将公馆捐献后，携家居住在新城区东五路会民巷。高桂滋公馆先后被作为西北民主妇联、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等群众团体的办公室，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地。1959年，高桂滋因患脑溢血并发肺炎，经医治无效去世。
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包括高桂滋公馆在内的西安事变旧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陕西省人民政府在高桂滋公馆主楼前立了保护标志碑。
2002年，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专款20万元，对高桂滋公馆主楼屋顶及墙体进行了维修，并恢复了主楼门前的水池。
杨韦昕告诉记者，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在高桂滋公馆主楼办公期间，将二层内部结构改造为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