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斯坦时报》网站5月15日文章】题:国以类聚(作者 德里大学副教授拉夫尼·塔库尔)
普雷姆·尚卡尔·杰哈的新书《中国和印度:软实力与硬实力之战》，发人深省地分，析了印度和中国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程中所走的经济改革道路。该书以人的发展为主要参数，审视了两国经济改革的成败。
杰哈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发展方面的不同之处，是建立在中国比印度早15年进行经济改革这一事实基础上的。他认为，就长期而言，印度会迎头赶上。
杰哈声示，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经济管理的主要特点是经济权力下放，将权力赋予各省及省级领导人。这既是通往成功之路，又导致了“独掌大权之人”(这是杰哈的原话)的出现——“立法、征税和征地的权力完全集中在”省最高领导人手中。这种现象转而导致中国出现了“干部资本家”阶层，这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角色。正如作者所说，国家因此成了掠夺性国家。
财政上的放权也意味着医疗和教育等基本发展工作下放到了省和县。这加大了富县与穷县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别，导致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系数——本报注)很高，从而加剧了社会冲突。
至于印度，杰哈指出，改革在1991年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在印度，对经济改革的反对来自有组织的左派、工会、官僚阶层和害怕印度开放经济会带来竞争的企业界。
当然，结果完全相反，印度企业界应对经济开放的出色表现令人惊叹。然而，杰哈指出，虽然工业得到了资金和政策方面的鼓励，印度农业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都遭到了忽视，这导致农业增长率大幅下降。
两国都经历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印度，他提到了毛派起义;在中国，则是农民和工人的抗议活动。
他指出，在中国，缺少提出异议的渠道，媒体也受到控制，导致人们使用向更高当局请愿要求伸张正义这一传统办法。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请愿不会得到回应。作者详细描述了中国的一些农民激进活动的实例，并指出，虽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强调向人民提供基本社会安全的政策，但情况改善不大。
与之类似，自2004年以来，印度政府也一直强调不排斥任何群体的发展政策，投入资金实施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方案等社会性项目。
杰哈指出，这些挑战依然存在，两国要赶超西方的话，就必须解决这些内部问题:印度应认真实施其社会政策，中国应允许以干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真正被取而代之。对于那些对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未来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