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6月25日文章】题：中国可以通过城市化实现繁荣(作者 斯
蒂芬·格林)
在大规模基建刺激措施消退、房地产市场冷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要是在危机前，答案是出口——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很可能疲软不振。在后危机时代中，鉴于北京已经花掉了大部分刺激经济增长的火力，现在的关键是促进内需。虽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之类的办法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效果，还有一个更快捷的补救办法：城市化。
今天的中国，只有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这个比率正在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断增长，在今后10到20年里应该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
城市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化为人们接受教育、基本医保和其他服务提供了方便。城市化使年轻人能够从事白领工作，充分发挥创造性和科学性，而不是在农田里挥汗如雨。这样他们的生产率更高，报酬也更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居民有更多闲钱用于聚会吃饭、唱卡拉0K、旅游和购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城市居民的空调和冰箱保有率达到100%，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分别只有8%和30%。
但中国政府一直对推进城市化有些迟疑。今天大约有两亿人离开农村老家，在外打工。在工厂里打工的人一般住在厂方宿舍里，在上海、北京及其他城市从事服务业工作的人常常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住宿条件简陋。鉴于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不鼓励这些人在城市地区永久定居，他们无法在城市里扎根。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把每一分钱都攒起来，而不是把钱花在购买家具电器上，因为他们不会在这里久住。
对中国来说，未来10年一个明智的战略是鼓励城市化发展，推行更人性化、更高效的城市化进程。下面是一些可能有帮助的措施。
首先，政府应该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廉租房，这样他们就能把家人带过来，在城市里扎根。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香港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它们成功地为新移民提供公共廉租房或为其购房提供一定补贴。虽然中国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如果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且愿意这么做，它们还是能做到的。
在大城市里，由于需求太大，就算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和动机来建廉租房，它们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最好让位于城镇郊区的村庄来建。现在这么做是违法的，但这样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政府应该将其合法化，进行适当的管理。
其次，中国应该把大城市的社会福利体系向农民工开放。在当前的户口制度下，如果你是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那么孩子上学问题不能解决，医保问题也不能解决。虽然上海允许农民工的孩子免费上小学，但其他城市都不愿这么做，因为担心成本太高。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所有农民工孩子(包括上海在内)都必须回老家去上学。(到今年秋季开学，上海所有在民工同住子女将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一本报注)结果，农民工的孩子只有四分之一上中学。对一个梦想建立创新型经济的国家来说，这个统计数字简直糟糕透顶。
最后，中国必须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再光看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税收收入——那会鼓励地方官员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问题。可以在评估中加入农民工子女入学等指标，鼓励地方官员推进城市化建设。
要为这些措施埋单，决策者应该征收房地产税。目前，国内各界对如何征收房地产税辩论激烈，有的说应该对高档豪宅征税，或者对二套房或三套房征税，也有人认为应当按住房面积来征税。最简单的办法是：按照房产的市场价值来征税。有了这笔钱，地方政府可以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服务。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近期的讲话中表示，城镇化是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内容。他是正确的。现在中国需要一个大胆、详细的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