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日内瓦大学终身教授相蓝欣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说，美国前国务卿、着名战略家基辛格警告，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那么两国就有对抗的风险，基辛格认为，美中关系有可能同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关系那样，从合作走向对抗。确实，中美关系的症结是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中美之间的主要协调机制美其名曰“战略与经济对话”，实质上很少涉及战略互信，更多是解决经济等实际问题。因此，中美之间尚未建立一个具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的战略协调机制。
基辛格博士为何用英德关系作比喻？笔者认为，英德关系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变数最大的一对关系，如果双方处理得当，本来有可能改写一战的历史。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首相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放弃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将德国的精力放在欧洲大陆。这个政策对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外帝国的英国来讲，无疑是件好事。首先，德国不会同英国发生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战争。更重要的是，德帝国没有必要发展庞大的海军，而在英国看来，任何挑战其海军霸权的国家都是在触犯它的核心利益。于是，英德关系在俾斯麦时期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冲突和战略猜忌。
然而，“铁血宰相”在1890年被迫去职以后，新生代政治家开始蠢蠢欲动，鼓吹德帝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性，特别是大幅度地提升海军力量，旨在控制海权以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相对抗。
当德国在1897年以强占中国的胶州湾拉开其“全球战略”的序幕时，英德关系已进入了严峻的战略猜忌时期。即便如此，德国政府仍不断向英国释放友善信息，说明无意同英国交恶，并刻意强调，德国民族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天然血缘纽带”，同时也没有实质上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德国看来，德英一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从英国方面来讲，与德国交恶也不是初衷。德国的“全球战略”本不是直接针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是以保护海洋贸易通道为主要目标。不过，此后德国领导人的表现却给两国已经开始微妙的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首先是“大嘴巴”德皇威廉二世的种种惊人言论，比如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行动中强调“文明”对付“野蛮”的“黄祸论”。在英国初败于南非的布尔战争时公开向英国的死敌克鲁格致电祝贺，还有两次摩洛哥危机事件中的种种异常表现，迫使英国人逐步把德国认定为敌国，并最终加入了协约国军事同盟。
奇怪的是，德国政要对英国的战略猜忌缺乏敏感。为了向伦敦示好，柏林曾向英国提出军事上帮助大英帝国保卫殖民地的“友好建议”，而英国却立即认为德国本身就有染指英帝国版图的战略意图。德国想离间英法关系，防止其结盟政策奏效。但英国在同德国打交道时，只是心存疑虑，并未向德方表明什么条件下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少不会成为军事对手。
因此，一战前英德双边外交的失败是基于对对方的战略意图的误判。用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的话讲，双方都提供对方不想要的东西，而向对方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对方不愿提供的。因此，尽管英德两国传统的对抗基础并不深厚，但到一次大战前终于成为敌对的双方，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牢记的。
当然，同英德关系相比，中美关系要复杂得多。首先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占比例就不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是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以后，西方一直有人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近来由于所谓“中国模式”的讨论，包括中国人自己对这个议题的热衷，中国威胁论又开始以一种更加令人担忧的形式现身，演变成了更具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中国模式威胁论”，渲染中国将成为美国或西方民主自由的发展模式的 “终极挑战”。对西方的捧杀和棒打，中国人都应当持平和的心态。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明白，中美交恶将是世界的灾难。但是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战略误判是有可能的。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因势利导，正确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