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着那个孩子。那个叫涂雨生的孩子。那个四川绵阳的孩子。
想着8 年前，我们在绵阳的一句话，一句写在纸板上，签了名，挂在一棵新植小树上的相互承诺：一定要活着！
想得好苦！5月12日14点半，电话铃急切地把正午休的我叫醒。一接，西安来的，说是地震了。朋友像是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人们乱了，楼里人纷纷向街上逃；街上人也乱了，像一群无头的蜂，东跑西跑。
之后，电话断了。再打过去，电话全不通。我翻开电话本，寻找着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我在西安认识的一切人，电话打过去，全不通。
西安地震了吗？那里是我的家乡。
我这才想起电视，电视里报告震中不是西安，是四川，一个陌生的名字：汶川。那时说是7.8级。然后，讲到波及陕西、甘肃，甚至连台湾都有震感。
从电视里展示的地图上，我看到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地方：绵阳。
于是，我想起涂雨生，想起我在绵阳结识的那个孩子。
于是，从那一天，5月12日之后，一有机会，我就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地搜索着每一幅画面，尤其是来自绵阳的消息。
我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我在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和一棵树的那句承诺：一定要活着！
电视里的画面，一幅比一幅惨烈。那些地方，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站立着的，都是断壁残垣：折断的钢筋从歪斜的墙壁里伸出来，如人的断肢伸出的骨茬；地上是门窗与水泥板、砖瓦之类东西的层层叠压。
人们无奈而痛苦地，在那些重物下寻找着、救助着还在呼救、还在呻吟的生者。而常常拖出的竟是尸体，老人、妇女、壮汉，更多的是学生。
我似乎就在现场，心跳加快，呼吸紧张，止不住泪流满面。
我为这一场世纪大灾难降临在我们民族的头上，感到悲痛。这不公平！年初，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冰雪严寒的袭击，那些艰难困苦的影像还不曾在我脑海里抹去。怎么，打击会接二连三！我虽然知道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可如此频繁的灾难，究竟是要考验我们什么？
大部队的开入，党中央的及时正确的决策与部署，让人们的心变得稳定下来。
这时，我仔细地瞧着每一张电视里的孩子的脸，寻找涂雨生。
其实，我相信，真的是他出现在电视里，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认不出来。
因为，8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涂雨生，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我又翻出我们的照片。他站在我和新植的那棵小树之间，依偎着我，矜持地、微微地笑着。头上，是当时组织者发给的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身穿一套运动服，蓝白相间，估计是他们学校统一的校服。红领巾鲜艳而轻松地飘在胸前。我得承认，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重重的眉毛，眼睛大大的。因为是和我，和一个陌生的大人，或者他至少知道是一个作家之类的名人在一起，所以，便紧抿着嘴，不让内心的喜悦放肆地表露出来。照片上的表情，很明朗却也很庄重，不像个三年级学生的模样。
那是20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生活在四川的老诗人孙静轩要搞个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大动作：邀请百名全国各地的诗人集聚成都。欢乐三日。
他做到了。就像武侠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各个门派的诗家都应约而至。倒没有什么集中话题，无非是话友情、叙阔别、吃火锅，之后，用北京话说“侃大山”，用四川话说“摆龙门阵”，并不多谈诗。
那次聚会，是一次情绪亢奋的聚会。因为，人们终于熬过和摆脱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新世纪大约会是一个平安、富庶和幸福的世纪。诗篇里这样颂扬，歌曲里这样咏唱，文章里这样描述，人们这样祝福。很好！新世纪。
可是，那时我似乎并不乐观，写了一篇文章叫《新世纪的忧郁》，表达了我对即将到来的陌生世纪的担心：
我真有些拿不准，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该怎样祝福这个世界？
也许，正是这个思路，让我和涂雨生后来一起写下了一句有些悲凉与坚定的话：一定要活着！
成都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在一片空地上植树，这一片叫做“诗人林”的地方，在绵阳，是诗人们一厢情愿地要献给新世纪的礼物。
我们栽树，涂雨生来了，怯怯地站在我身边，听从我的指挥。每个诗人身边都有一个小学生，涂雨生和我只是偶然地相互选择了对方。
大家似乎没有多少寒暄，立即投入劳动。水桶、铁锹相撞声，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使这一片空地成了一个露天音乐会。
树坑是事先挖好的。小树在挖好的深坑里，拖着重重的泥根，不很安分地东倒西歪。
我对涂雨生说：“你扶着小树，我来填土。”
他很听话，认真地用双手吃力地把小树扶正。
我一锹一锹铲起南方胶块一般的红泥土，填在坑洞里。大概是好久没有这样出力了，额上很快就湿湿的渗出汗来。
填满土，我对孩子说：得把树根上的泥土踩实，那根部如果漏气，树就活不了啦。
三年级学生很懂事地点点头，随即，用那双穿着白色旅游鞋的脚和我穿着粗大黑皮鞋的脚一同密密地踩实泥土。
树栽好了。我拍拍手上的土，望着小树。这是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南方树木，枝叶散开着像一种鸟的尾羽。新栽的小树，没有表情，只是木木地站立着；也许，从苗圃挖出时，它还沉睡着，我们这一番折腾，也没把它吵醒。很好，当它醒来时，就会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伸一下懒腰，活下来。
组织者发了一方小纸板给我们，要求植树人在这红色纸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是要我们写下责任，如同在一篇文章后署上作者名字，与其说是为了扬名，毋宁说是为了责任。这棵树如果死了，就如同我们写了一篇十分糟糕的失败文章，那该是很丢脸的。
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三年级学生在后边签了“涂雨生”3个字。大概这是常写的字，写得工整、流畅。
一棵树，就这样把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这一棵树，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珍贵的、有生命的礼物。50年后，我肯定不会再看见这棵树的茁壮与蓬勃，可这个叫涂雨生的孩子，那时，将会在这一片树阴下，带着他的孩子，回忆我们栽树的那个有趣的日子。
“写一句话吧，给小树！”孩子看着纸板下面还有宽宽的空余，便对我说。
写一句话？好主意！写什么呢？我问他。
涂雨生腼腆地摇摇头。
我用笔敲敲手，想了想，好吧，就写上5个字：一定要活着！
我念了一遍，孩子也小声读了一遍，他歪着脑袋，一双清澈的眼睛扑闪着，大约是想尽力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涂雨生，我的朋友，那天以后，你还去过那片树林吗？给那小树浇过水吗，除过草吗？大风大雨过后，它会不会倒伏，会不会折断？
8年了，你肯定长高了，长壮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帅哥了，我想，小树也一定会活下来，也一定高了，壮了。
一定要活着！
这当然首先是说给小树的。这一棵树代表了我们的一片信念。今天，站在这一片荒野里，它是为一种使命而来的。它要和一个新世纪结伴而行。风呀，雨呀，雪呀，虫呀，病呀，都会无法意料地降临。活着，就是要学会坚强，学会适应，学会柔韧，用生命的顽强战胜一切不期而至的灾难，长粗长壮、开花结果。
我想，那时，你也许还不明白这些道理，现在，你至少应该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了，这些道理该是懂得的。
我给三年级学生讲完小树，然后又说：“这话也是说给你和我自己的：一定要活着！”
那时，我觉得其中的意思说给你，有些难懂，不用太多解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理解其中含义的。
至于说给我，当时我觉得如我这样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之初的人，扳扳手指算，经历了战争、饥饿和灾难，看到听到过许多生命悲惨夭折的事件，亲历过许多生命顽强活下来的动人故事。人的生命，其实和一棵树、一株草没有多大差别，说脆弱也脆弱，说顽强也十分顽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就是给了我们最伟大的礼物，它是使这个世界变得美丽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活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保留了生命这个创造和发展世界的最基本条件。对于乐观主义者，活着，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对于悲观主义者，活着，却往往是一道难解的哲学方程式。在这个哲学死结前面，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可悲的生命倒下。
雨生，我的朋友，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新世纪的开端，对于我，却并不妙。我与许多不幸的人一样，在2003年，被诊断为直肠癌。手术、化疗、放疗，一切艰难的治疗都经历了，那些日子，躺在药味浓重的病床上，我想得很多，想到生，想到死，也想到我们那次植树，想到那一句话：一定要活着！
这5个字，突然让我眼前一亮，这不是我们说给新世纪的承诺吗？那时，你站在我面前，小树也站在我面前，你们像在责问：你不是说过一定要活着吗？那可是你亲笔写下的承诺！你不能食言！一定要活着！
你和小树都在鼓舞着我！我以衰弱的身躯和死神搏斗，战胜病魔，战胜衰弱。生命，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伟大与光彩。
而今，该你了！雨生，该你了。
我相信那棵树，南方的阳光、雨水和肥沃的土壤会使它旺盛地活着。可是，地震，这一场天崩地裂的世纪灾难，正考验着你。
我每天都守着电视。
死亡，夺走了那么多生命，那些含苞待放、展翅初飞的生命！
灾难，又使那么多美丽的生命变成了残损，那个一直想当芭蕾舞演员的女孩，失去了双腿。
当然，还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死亡的藐视。我为那位刚刚从废墟救出来想喝一口可口可乐的孩子鼓掌；我为那些同样压在楼板下，却唱着歌激励困难中的同学的孩子而落泪。
绵阳，绵阳，也许还没有北川、汶川那样惨烈，那样毁灭性地遭到彻底破坏；可同样经历着震动、破坏以及迁徙的折磨。
雨生，我无法想象你的境遇，但是，无论遇到怎样的打击和挫折，你都得坚强，你要记住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誓言：一定要活着！
小树就站在你身旁，我就站在你身旁，我们要你承诺！
我曾经把我们的故事写过一篇文章，我把那一段话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人们给了新世纪很多很多祝福，谁会不希望和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是，你还得相信，灾难其实也同时潜伏在新世纪的每个毛孔里。设法排除和战胜那些灾难，让生命的旗帜美丽地飘扬在陌生世纪的深处，对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将是何等重要！
涂雨生，可爱的孩子，你得常去看咱们栽下的那棵小树，记着我们写在纸板上的那句话。新世纪的阳光会使纸板上的字迹褪色，但我相信那句印在你心灵里的话，是无论如何不会黯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