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绝对不可能独立，其原因早已为两岸所共知。因此中国不应该再讨论“统独问题”，而是应该讨论“统一中国”的手段或办法。
关于统一中国，只有这样两种可能：一是和平统一中国，二是战争统一中国。
众所周知，两岸人民、两岸政党、两岸政府都不希望出现战争统一中国的悲剧。因此，在事实上，两岸只有一种选择——和平统一中国。但是，约60年过去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平统一中国反而变得越来越难实现了。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问题在于两岸参与解决台湾问题的各种人士还没有认识到“战争统一中国”和“和平统一中国”的重大区别，因此那些人还没有与战争统一中国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笔者为了早日完成和平统一中国大业，把有关情况简略论述如下，但愿能够引起两岸参与解决台湾问题的各种人士的关注，并且有助于他们早日完成和平统一大业。
一、中国“战争统一”与“和平统一”的重大区别
关于中国分裂的原因，一般而言，从秦朝以来，都是“反政府人士”与中国政府的当局者发生了严重的“政见不同”问题，像梁山泊的“108将”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他们认为自己是“官逼民反”和“替天行道”，而政府方面认为他们是“犯上作乱”的草寇，双方之间的“政见不同”程度极大。由于宋江等人自知不能推翻大宋王朝，因此后来就接受招安，不再继续分裂中国。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坚持“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和官兵起义军，他们不仅长期坚持推翻朝廷的斗争，后来，随着军事实力越来越大，他们反而能够“统一中国”而建立新王朝，像刘邦、朱元璋等就是农民起义军“统一中国”的典型案例，像李渊、赵匡胤就是官兵起义军“统一中国”的典型案例。
不过，自古以来，中国只能使用武力发动战争才能夺取政权，因此，凡是能够统一中国的人，一定是走“战争统一中国”的道路，绝对不可能走“和平统一中国”的道路。因此后人才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或真理。
“蒋毛二人”和“国共两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双方都坚持走“战争统一中国”的道路，不知从何时开始，大约是跟随“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两岸目前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战争统一中国”的道路，改为选择“和平统一中国”的道路。
但是，两岸人民、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两岸领导人等还没有关注到“战争统一中国”与“和平统一中国”之间存在着下面的巨大区别：
1、如果战争统一中国的话，双方不需要为了“政见不同”问题而进行谈判，可以使用武力直接解决“政见不同”问题。“成者为王”，他们的政见一定是对的；“败者为寇”他们的政见一定是错的。
2、如果和平统一中国的话，双方需要对“政见不同”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只能使用和平方式解决“政见不同”问题。
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不能“战争统一中国”、又不能“和平统一中国”的两难之中：
（1）如果使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其法律依据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党派”是非法组织，即“相互不承认”，这样才能发动统一战争剿灭“持不同政见者”，最终在使用武力“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但是，一是由于发动统一战争会破坏和平，因此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二是关于“持不同政见的党派”是非法组织的论点已经越来越不能成立，因此，发动统一战争的法律依据已经难以成立。目前，中国其实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使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了。
（2）如果使用和平手段统一中国，在法律上一定要承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党派”是合法组织，即“相互承认”，这样一来，在中国一定会出现“政见多元化”的“多党制”。目前，中国还无法在“政见不统一”、即“思想不统一”的基础上完成和平统一中国大业。因此，“和平统一中国”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伟大理想。
由于中国既不能“战争统一”又不能“和平统一”，因此中国不能统一而只能长期处在政治分裂状态之中。
二、“相互诋毁”不利于中国和平统一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是“礼仪之邦”，因此在发动战争问题上，也有中国特色的“战争理论”。在《汉书-刑法志》中，对于“因天讨而作五刑”有诠释，明确指出发动战争是一种刑法，所谓“五刑”是指“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所谓“大刑用甲兵”，指最重的刑罚是实行军事讨伐。
但是，由于人心不古的原因，后人（包括春秋战国的人民在内）利用中国古人创立的“战争理论”中的巨大漏洞，有些居心叵测、私欲极大的阴谋家，就编造各种理由发动战争，侵占别国或别人的领土，还要侵占各种财产和人，春秋战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孟子一语破的，指出“春秋无义战”，即使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也不是“正义战争”！而且这种随意编造发动战争理由的社会现象，一直流传到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战争——“三年国共内战”。
众所周知，为了发动“国共内战”，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政府是以所谓的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理由，发动“围剿”那些“反叛”中央政府破坏“祖国统一”的“叛军”和“共匪”的战争。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认为自己不是匪徒，而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才是真正的“匪徒”，因此称他们是“蒋匪帮”、“蒋家王朝”、“人民公敌”、“国民党反动派”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可能分清两者之间的是非曲直，只能借用尼克松总统著作中的周恩来的讲话予以评论。
尼克松总统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么这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恩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
显而易见，“彼此相骂”就是“相互诋毁”。
众所周知，在战争统一中国的时代，敌对双方进行“相互诋毁”是一种必然会使用的好办法。把对方进行“妖魔化”宣传后，可以激发自己一方的“同志”和士兵对“敌人”的憎恨，可以达到提高凝聚力和提高士气的目的，这样有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否则，如果不把敌人进行“妖魔化”宣传，而是进行“实事求是”的宣传，“国共两党”军队极有可能都是不愿意进行那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祸国殃民的“国共内战”，这对双方的决策者和指挥者而言，那是非常不利的头等大事。
因此，如果两岸不放弃使用武力完成“战争统一中国”大业的话，那么，两岸应该坚持“彼此相骂”，相互谩骂和侮辱对方，甚至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侮辱对方某些重要人物的人格，这些都是没有超出发动“正义战争”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不是使人无法理解的“非理性行为”。
但是，如今中国已经进入完成“和平统一中国”大业的新时代。显而易见，如果两岸再进行“彼此相骂”的“相互诋毁”活动，这样不仅非常不利于两岸完成“和平统一中国”大业，反而是非常有害于“和平统一中国”大业，甚至是阻挡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假设在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之间不爆发“国共内战”而能够和平统一的话，他们两人怎样化解“彼此相骂”、“相互诋毁”的恩恩怨怨？同样，假设两岸能够和平统一的话，那些“彼此相骂”、“相互诋毁”的人不就成为侵犯人权的罪犯了吗？对这些人要不要绳之以法呢？显然，在“依法治国”的年代中，对这种“相互诋毁”的罪犯一定要依法惩处！既然最终一定是和平统一中国，双方还不如早日结束“相互诋毁”的言行。
三、“相互谦让”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
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在2000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独，你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大陆方面不是把自己的意见看作不可更改的最后立场，愿意在“相互谦让”的前提下作出让步。显然这样有利于和平统一中国。
毛泽东先生在1958年10月6日《告台湾同胞书》中也认为：“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火。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从毛泽东先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先生不希望出现“战争统一中国”的悲剧，他希望出现“和平统一中国”的喜剧。
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之子廖承志先生写给蒋经国先生的信，真是最为情真意切。信中说：“孙中山手创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赴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绩，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年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何发党私之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共产）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惟弟（指蒋经国）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以致中国无法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和平统一中国’大业。其责何方，天下皆知。
总而言之，两岸结束敌对状态与完成“和平统一中国”大业，非要经过和平谈判程序不可，在和平谈判中，一定要“相互谦让”；双方一定要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人、一家、一党、一派利益的基本原则。如果双方坚持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话，中国无法完成“和平统一”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