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老人写了一部自传，刚刚在天涯社区上连载了一小部分，就引来近10万人次的点击量，这让历史学博士邹振东着实吃惊不小。
在他眼里，这个82岁的老头再平凡不过——退休前不过是江西省井冈山市民政局一位普通公务员，退休后跟着儿女到厦门生活，每天清晨去公园打打太极拳，平日里爱下象棋，不爱自我表现，也不怎么讲过去的事。
但眼下，这部用10万字篇幅写成的“过去的事”，在互联网上刚一露脸，便吸引了众多拥趸，并引发一场关于“草根写史”的讨论。
上图：上世纪70年代，邹洪安坐在井冈山毛主席旧居前主席曾坐过的石头上。
八旬老人自传走红
这位老人就是邹振东的父亲邹洪安。早在40岁时，邹洪安就动了写自传的念头。退休后，他正式动笔，这占据了他晚年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自传让儿子出乎意料
即便是获得了厦门大学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儿子邹振东，也从未想到，父亲笔下的自传会在今天引来如此多的关注。
直到2006年，“像蚂蚁一样”辛勤写作的邹洪安捧出了一部厚厚的手稿，邹振东才第一次正视并细读起这部个人史。他用“欲罢不能”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本自传，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这样不了解父亲，不了解父辈的历史”。
走红于天涯社区
2008年末，邹振东结识了天涯社区人文频道的主编张立国，张立国向邹家建议，可以把这部自传贴到天涯社区，“让更多的人看一看”。
于是，今年4月8日，这位普通老人以《个人史：草根百姓的一生》为题的自传在网上亮相。迄今为止，上传内容还不到原书的两章，却一度登上人文频道的头条。截至发稿，访问量已达90657人次。
不少网民说，这部自传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爷爷。“人民造就历史！”还有人这样留言。
网民“菡萏”将这部自传与历史教科书相比——“这部自传不会像历史书那样只有年代，这里有我想要亲近的生活”。
内容精彩吸引出版商
这段可以“亲近”的生活从1927年邹洪安出生开始。
他的笔下充满细碎而鲜活的记忆：他年幼时如何屡经饥荒，全家人只能靠吃南瓜藤等充饥；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11岁初小毕业即失学；他18岁那年跟村里的土纱贩子去卖纱，卖了个好价钱，喝了大半碗五加皮酒，回程时却被军队“掳夫”，他和同伴如何被命令去抬炮架，又如何趁夜深钻洞逃出军营，连草鞋也丢了……
这样的私人记忆很快打动了出版商。一家出版公司迅速与邹家联系，商谈出书事宜。
草根写史先例颇多
事实上，平民百姓著书立传，写底层生活史，邹洪安并非第一例。
早在2003年，一个名叫陈文的人便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个人史 《吃饭长大》。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退伍军人陈文下海经商多年，但在广州，“甚至连‘有钱’都算不上”。他将自己的小学作文本、介绍信、病历、工资单等，连同5万字的书面记述一起，堂而皇之地正式出版，并被称为 “中国人口碑历史的先锋试验版本”。
陈文&《吃饭长大》
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村民侯永禄在64年里写了200万字的日记。在他过世10个月后，2006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那些 “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的日记中挑选出一部分，结成《农民日记》一书。
侯永禄&《农民日记》
与侯永禄经历过同样时代的人们说，这部日记记录了今天大部分农村年轻人所不再可能拥有的“关于土地的回忆”。
萧一湘&《天堂脚印》
草根写史还超越了个人史的范围。湖南常宁一位名叫萧一湘的老人，曾花16年著成50万字的民间地方史《天堂脚印》。
从有迹可察的宋代，至动笔写作的1999年，这部 “野史”汇总了常宁1000余年来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有学者称，“这是一部从人们口里抢救出来的口述史。”
历史有了多声部可能
因为读历史学博士时受到新史学观的影响，邹振东从不轻视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熟读《史记》的他常会如此追问：汉代的家庭怎样用五谷烹制三餐，周转不济时该问谁借贷？但是，“流传至今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应该建构于个体的常态的历史，反而消失不见”。
草根自传必然受欢迎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看来，在表现个体生活状态上，底层与精英同等重要。人们多研究精英历史，很大程度源于精英们可以书写，因此才可被后人追溯，“归根结底，精英有发声的渠道，但平民没有”。
“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认为宏观历史就是炮灰。”他指出，长久以来，两种历史观占据了社会的核心：一种是背后往往带有政治目的的宏大叙述；另一种则是过度以西方为中心，强调一切都在进化的现代性史观。现在，这二者“都在遭受质疑”，因此“草根自传必然会受欢迎”。
普通百姓写自传是对权利的诉求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则给出了这样的论断。在物权、产权、消费者权益都日渐受到认同的今天，对历史的要求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正在得到社会认同，这是整个社会开放和进步的一个标志”。
这些记录呈现一个人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结
连续10年来，郭于华和她的团队在东北、河北、陕北、四川的4个村落做农民口述历史搜集工作。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这些记录，才可以真实地看到一个人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结。
郭于华和一个陕北农妇聊天时，农妇向她讲述了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以前那个地方的女人不需要下地干活，但这个农妇的儿子出生那年，不论男女都要下地干活了，不干活就没工分。她只好找了根布绳，把还没断奶的娃娃拴在炕上，晚上回来，孩子一整天都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屎尿涂得全身都是，这位母亲只有半夜里抹眼泪。那一整年，她没时间织布，孩子一岁大才第一次有衣服穿。
也正是那一年，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如果没有农妇那样卑微而琐碎的记忆，“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宏观历史下真实的生活状态”。
“可是人们一直忽视自己的个体价值。普普通通的村民村妇，不也是和共和国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吗？”郭于华总是这样告诉她的研究对象。
网络开创草根历史新时代
不过，在国内对于这种相对草根的底层生活史的研究，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口述史也“往往只是作为对社会学的一种补充材料出现”。杨念群指出，这是当前的史学空白，如何在个体叙述之上，“找到一个公共平台，现在看来还很难。”
但当个人的私密体验可以作为自传在网上流传时，一个人的回忆就得以从 “私”领域进入公共领域。郭于华说：“不同角度、不同面向的叙述，让历史出现了多声部的可能。”
无疑，互联网有助于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尽管邹洪安毫不熟悉网络，但这并不妨碍他经由网络，加入到另一个声部的历史合唱中去。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