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一句口头承诺，刘成（化名）做起了一家企业的代理商。但产品出现问题时，企业却以合同上没有注明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做代理散尽家财
刘成是湖北咸宁人，经亲戚介绍，2008年10月来到武汉市江夏区，与一化工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代理该公司主打产品“立钛粉”（一种建筑材料）在河北、河南两省的销售。合同约定了产品进销的价格、经销地、代理责任等条款，同时口头约定，如果产品出现生产环节引起的质量问题，由该公司承担。
想好后，刘成投资20多万元，先后多次奔波于河南、河北两省开拓市场。一番努力后，他终于找到了两个用户，就在刘成感觉顺利的时候，第二单生意就出了大问题。
刘成送到河北邯郸某工地的产品，经当地质监部门检验为“不合格”，被罚款1.6万元，加上工地退货，刘成损失超过10万元。他联系到化工公司，要求按照约定承担责任，可该公司辩称合同没有注明相关条款，拒不承担责任，“生意没有赚到钱，老婆下岗买断的钱都赔进去了。”
办案三吃闭门羹
去年10月底，负责办理此案的流芳工商所副所长刘双庆接到投诉，看到刘成辛酸地流着泪，他当场拍板，一定要尽力查处。
当天，刘双庆陪着刘成来到这家化工公司。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公司接待人员马上告知，负责人不在。第二天一上班，刘双庆和两位办案人员直奔公司，这次被告知负责人在外开会。第三次去的时候，照样没有见到人。
“没想到会这么困难，当时都有种想放弃的念头。”刘双庆介绍，合同纠纷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依法起诉，工商部门只能调解，即使判定公司需要承担责任，他们不愿意承担也没办法。
找到化工公司负责人后，他们找了两个理由：产品问题可能是在运输过程和使用过程产生的，还有就是合同，他们称从未说过产品质量问题将由公司承担。
回到所里后，刘双庆立即与12315指挥大队取得了联系，并通过邯郸市质监部门证实刘成反映的情况，并对质监部门的书面材料进行了取证。
在证据面前，公司方面不再辩解，但他们反问办案人员：“凭什么说我许诺过了？有痕迹吗？”
电话调查 笔录写了30页
听到化工公司的反问后，办案人员最终确定：寻找能够证明公司有过口头许诺的证据，但一句4个月前的话，如何找得到痕迹？
办案人员决定打外围。他们三人分工明确：刘双庆与河北邯郸的质监部门和产品的用户联系，而万小兵、余志国联系与这家化工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经销商。
“能给我们提供证据的人总共找到了11个，我们实际联系的人就远远不止这些了，很多人听到我们在调查，都是说一句‘不知道’就挂掉电话了。”刘双庆感慨不已，他那段时间感觉自己是个电话营销人员，到处找人买东西，被别人挂电话很受打击，但还是要鼓励自己不能放弃，这一坚持就是4个月。
记者看到，刘双庆和万小兵、余志国三人的电话笔录就有30多页。有一次，为了等一个“证人”的回复，余志国曾在办公室等到晚上11时，电话接通时对方却说，喝醉了，不记得事情经过了。
公司最终愿意解决问题
河北一客户说，刘成谈生意时曾表示，化工公司许诺过，如果产品有问题，公司将负责，其他部分代理商也证明。同时化工公司的业务员也承认，他们找客户时，确实有过口头承诺。
“这些记录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刘双庆拿着厚厚的30多页笔录说，原以为消失的诺言被找了回来。
面对确凿的证据，化工公司老总终于承认，双方曾有过口头的质量责任承担约定。经过工商部门之后的3次调解，该公司承诺妥善处理纠纷。
民间维权斗士 杨政松的是是非非
担当“卧底”，协助警方屡破大案，之后却屡遭暗算。因维权导致家庭一贫如洗，最终妻子与他离婚。尽管如此，这位民间维权斗士依然奔波于弱势群体之间。在广东维权成功后，他接受别人的感谢费被非议，维权斗士坦言：没有钱又怎么维权？
1968年，杨政松出生于红安县永河镇。退伍后，杨政松做了一名保安。其间，他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常为一些素不相识的旅客伸张正义，引起“混混”报复。1996年6月的一天，杨政松被歹徒刺中9刀，留下右臂无力的后遗症，家中又一贫如洗，绝望之下，妻子提出了离婚。
但杨政松并未放弃维权。2005年夏天，一个河南的老伯骑着自行车从荆州来到红安，最终找到杨政松诉称，他的儿子和另两个红安农民工在广州打工时，建筑老板卷走他们的工资款，3名农民工一无所有，在广州街头流浪乞讨。
杨政松当时身无分文，只好向邻居借了200元钱，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找到3名农民工时，杨政松手上也只剩几元钱。无奈之下，他与他们一起在大桥下露宿了一夜。最后，他带着农民工找到当地劳动部门，半个月后，他们顺利拿到7000余元工资款。
类似的案例杨政松共做过50件。但有一次在广东佛山维权成功后，别人表示感谢给了他1000多元的路费，被当地媒体以《维权斗士不拒“车马费”受质疑》进行了多次报道，引起议论纷纷！
“维权50多件，我至少花费五六万元。”杨政松有些无奈地说，他并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拿别人的感谢费是为了更好地为更多人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