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认为，资本主义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必须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化，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
【日本《中央公论》月刊11月号文章】题：与自由放任主义诀别（作者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1991年苏联崩溃，当时相当多的人都相信资本主义取得了完全胜利。弗朗西斯·福山因此发表了著名论断“历史的终结”，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历史已结束，以实现自由之理念为目的的历史阶段已经完成。
历史并未终结
然而，2007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特别是2008年的“雷曼冲击”却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着实让资本主义世界尝到了一种不曾设想的、规模巨大的危机的滋味。
早在2000年，世界似乎正在按照福山的预言发展的时候，笔者就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历史并未终结而是在继续。”提到这一点并不是想说明笔者预测到了这次危机，而是想说明本文的基本命题：当今的资本主义与当年亚当·斯密设想的正好相反，随着资本主义效益的扩大，其不稳定性也在加剧。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历史并未终结”并非是说“社会主义还将复活”。应该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因为20世纪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已经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并不完美，但体验过自由的人们决不会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冷战的终结确定了人类未来的社会制度，即“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这是因为这个制度与确保人的自由，至少是经济意义上的自由密不可分，现阶段尚未发现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然而，所谓资本主义就是把什么都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处理就行了吗？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进行了两大实验。一个是以1917年俄罗斯革命导致苏联的诞生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验，最终带来了基本上可以说是自我毁灭的悲惨结果。另一个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并持续至今的、基于自由放任理论的所谓“纯粹资本主义”的实验。可以说，正是它导致了当今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
这两大实验均以失败告终的结果，预示着这样的冷峻现实：资本主义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理想制度，但人们却只能在这种制度下谋生。这就是我对现实的看法。
“纯粹资本主义”实验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大实验中“纯粹资本主义”实验是怎么回事。
全球化的开端虽然可追溯到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但其加速却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的撒切尔政权和美国的里根政权相继诞生，他们大力推进以自由放任主义为基调的经济政策。这种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要在世界范围内使资本主义更“纯粹化”的运动，其理论支柱就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基本主张就是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同时提高效益和稳定。他们认为：当出现商品不足时，市场就会涨价，企业就会增产，消费者就会控制购买，从而使供求关系自动地得到调整；这样一来，资源就会自动实现有效配置；因此只要市场能够顺利运转，类似恐慌的那种“不稳定”状态就会消除。在2003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甚至高调宣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宏观经济学是基于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恐慌的反省而诞生的，是旨在研究如何从政策层面防止再次出现大恐慌的经济学。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也就意味着今后世界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学。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在2004年时也宣称“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现实却全面否定了这些高论。世界经济不仅没有进入“大稳定时代”，反而陷入了“大不稳定”的旋涡。
卢卡斯学说意在抹杀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效率低下和不稳定的出现是因为各种人为的规章制度限制了市场的灵活运转，只要将其从市场中剔除，市场越纯洁，效率和稳定性就越高。他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积极引进市场竞争原理，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
应该说，在某一阶段，世界确实呈现出了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局面。尽管全球化就是一场让资本主义更纯粹化的实验，但到21世纪初叶，除日本之外世界经济的确出现了比较均衡的大增长局面。那么此后世界经济的现实为何又粉碎了这一“预言”呢？
货币自由的双重性
答案应从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方面来寻求。简言之，“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基础———货币自身拥有的“自由”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货币的诞生打破了物物交换的限制，它不仅实现了交易的自由，而且还促进了人的储蓄、增值的欲望。用货币进行投资可以获得利润，用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可以说货币的这种“自由”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欲望。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货币不仅拥有使用的自由，而且也具备不使用的自由。然而，当众人都行使不使用货币的“自由”时，会出现什么局面呢？那就是抑制消费，随后就将出现经济不景气，不景气会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又会进一步抑制消费，最后出现经济恐慌。
另一方面，当人们都预感到货币将要贬值而同时开始行使使用货币的“自由”时，又会出现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货币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给人带来了交易的自由，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它又是造成经济恐慌和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因此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不可能形成新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举两得”的局面。越是追求高效的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货币的自由度就越高，与此同时它所蕴含的不稳定的风险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相。这次经济危机恰恰证实了这种让人不愿面对的真相的残酷性。
中国经济增长路径
这次危机的震源是美国。面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追赶，美国不仅经济地位逐渐下降，而且其政治混乱已导致世界性股价暴跌，甚至美元作为基础货币的地位也开始面临威胁。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日益崛起。但笔者认为，要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性基础货币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昔日的英国还是此前的荷兰，以及今天的美国，作为基础货币国的大前提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本交易的自由，因为资本逐利的前提是自由交易。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则成为难以突破的巨大瓶颈。因此尽管中国对世界金融市场拥有无可质疑的巨大影响力，但却不具备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条件。
虽然中国经济如此迅速增长的局面有些出人意料，但其经济增长路径却非常简单明了，整体上走的是一条产业资本主义的路径，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无论是昔日的欧洲还是后来的日本，都是遵循着这条路径走完产业资本主义路程的。
所谓产业资本主义，是指“通过雇用大量劳动力在机械工厂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方式，来谋取利润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农村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只要具有这一条件，在城镇建起机械工厂就可以牟利。
就中国而言，经济高速增长的转机出现在从经济上抛弃社会主义体制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况且中国农村拥有为数众多的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劳动力预备军。因此只要这些人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就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
不过，经济继续增长的中国，积累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加。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导致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如果按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那么在达到日本的经济水平之前，中国就将出现劳动力人口急剧减少的局面。
“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
要追求效益就会增加不稳定的风险，但又没有其他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体制。那么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体制呢？
如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已基本上结束了。在这些廉价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的国家，由于工资不断上涨，建造机械工厂已经无法牟利了。实际上，全球化正是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主义终结之后带来的结果。由于这些国家的资本已无法在国内通过建厂投资来牟利，因此便开始把目光转向尚处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于是，资本开始在世界各地流动，寻找适合进行产业资本主义投资活动的场所。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
另一方面，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要寻找新的赢利点就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即实现产品的差别化。也就是说必须从依靠大量生产向提供个性化商品来赢利的方向转变。这就是“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
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利润源泉是机械、工厂及实物商品，而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则是人。因为只有人，才会谋求与他人不同的个性化标记。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真理是“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花钱可以购物却无法买人。换言之，只有那些无法用金钱收买的有追求的人，才能实现“创新”。
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司那种“股东主权论”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经济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宣称，“公司是股东的公司”这一“股东主权论”已作为全球化的标准在世界得到了普及。可以说，正是这一主张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现实却不能不让人对其产生怀疑。如前所述，随着后产业资本主义的进展，资金对公司的作用相对下降，因此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股东的地位也应随之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主要公司正是因为及时地摆脱了“股东主权论”的毒害，才使其保留了制造业所需要的高度化的组织力。由此看来，这次危机的震源地正是“股东主权论”的产生地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资本主义的敌人，或者说自由的敌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放任主义。我们必须首先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化，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就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效率下降、经济不稳等各种问题，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资本主义里没有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