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面临的最严峻内部挑战是，如何保持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不被呛死”。《华盛顿邮报》的这句话与中国北方近来出现在雾霾天气一样“呛人”。7 日，阵阵寒风将大雾吹散，但北京“新雾都的称号却结结实实地落了下来。从工业革命至今，世界多国都出现过雾都。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洛杉矶、意大利米兰等地仍时常出现连续数日的大雾，甚至曾让歌剧院里的演出都没法进行。德国环保政策研究中心专家雷德尔说，现在西方国家的城市甩掉“雾都”的帽子，不仅在于推行严格的空气质量监测和环保法律，还在于每个市民的自我约束。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工厂从那时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这也使世界“雾都”出现的轨迹从西方转到东方。
中国为“捍卫自尊心”而战
“终于不用戴口罩啦。”7日，许多中国网民发出这样的欢呼。受人关注的PM2.5污染物数据也降到15（7 日17时），甚至比巴黎的平均数还要低。但是仍然有许多质疑声音称，“难道北京的蓝天只能靠大风吗？”中国人对这场大雾的激烈质疑声音成为许多国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正在对污染问题失去耐性”，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在忍受连续多天的呛鼻气味和咳嗽之后，中国多个城市的大批网民正在通过互联网发表不满，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大雾危害究竟有多严重？”有网民还用“千里朦胧，万里烟飘”来形容北京。
英国广播公司称，北京多日延续的烟霾，不仅造成超过 200架航班停飞，数千旅客滞留，高速公路关闭，还让医院内因呼吸系统疾病就诊的人数大增。韩国《首尔新闻》称，口罩和空气净化器成为中国市场上热销的产品。商场内的空气净化器销量大增250%以上。俄罗斯纽带新闻网称，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有所提高。但由于使用火力发电和私人汽车的大量增长，北京仍是世界上有害气体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则将北京称为“新雾都”。
《纽约时报》称，许多中国人近来都开始实时追踪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知名人士在微博上发起投票，要求用更严格的空气质量评定标准。中国环保部门5日称将在2016年报告PM2.5数据，但这距离今天仍很遥远。
“这是雾还是霾？”《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被灌输这样一个观念：这种严重的空气污染只是天气原因造成的雾。对此，大多数中国人只好权且相信，但近来中国城市居民对雾的概念似乎出现了根本性转变。韩国《文化日报》称，中国环保部门与美国驻华使馆因北京大气环境指数陷入口水战。报道称，随着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中美两国围绕众多议题进行着激烈的“神经战”，而最新的“战场”则是北京的大气污染程度，中国这次正在为捍卫“自尊心”而战。
世界“雾都”向东移
“几乎每一个国际大都市都在所难免地面临空气质量问题，而居民对于空气质量的敏感程度却与日俱增。”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能源及环保研究学者吉姆·沃特森教授对《环球时报》说，“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不了解的是，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一些城市仍然常见连续数日的大雾天。”
1952 年12月5日至10日，伦敦发生最严重的“大雾”。由于能见度极低，水陆交通完全瘫痪。在伦敦歌剧院里，观众甚至因为烟雾弥漫而看不清台上的表演，使演出被迫中止。据统计，多达 1.2万人因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而丧生。对于这起大雾，当时有英国媒体称，罪魁祸首是燃煤。当时伦敦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是平常的7倍，烟尘增加3倍，加上冬季天气原因，各种污染物在城市上空郁积不散，才造成这起事件。
比伦敦大雾“名气更大”的是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1943年，美国洛杉矶发生世界第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1955年，光化学烟雾再次突袭洛杉矶，400多名 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有毒气体导致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1970年加州大范围光化学烟雾，导致75%洛杉矶市民患上眼病。
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东京等也成为“雾都”。1971年，东京发生导致众多学生中毒昏迷的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此后十多年，东京和其他城市先后被烟雾侵扰，造成严重损失。有分析称，从“雾都”在各国出现的轨迹来看，它和世界工业转移轨迹一脉相承：最早进入蒸汽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德国，出现第一批雾都；汽车文化发达的美国则成为光化学烟雾的“故乡”；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让它接过“雾都”接力棒。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太原、广州、武汉等大中型城市先后变得“云山雾罩”。如今“雾都转移”现象还在延续，智利圣地亚哥、越南胡志明市、印尼雅加达近年都出现过严重烟雾事件。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马永亮 7日对《环球时报》说，空气污染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空气污染呈现不同的特征。前些年，中国空气污染主要是工厂废气排放、地面扬尘等粗颗粒污染。现在随着汽车增多等原因，以PM2.5 超细颗粒物为主的污染问题变得更突出。与治理粗颗粒物污染相比，超细颗粒物治理更加困难。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粗颗粒污染还处理不好，超细颗粒物治理更无从谈起。
公众质疑推着环保走
对于大都市的空气污染，民众的反应常常最激烈。在上世纪50年代烟雾事件后，英国人开始反省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并最终推动议会颁布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按照法令，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伦敦还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如今坐落在泰晤士河岸的泰特现代艺术展览馆的前身，就是当年被勒令关闭的电厂。到1980年，伦敦雾天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5天。德国环保政策研究中心专家雷德尔对《环球时报》说，大城市由于人口密集、车辆等污染源众多，消除空气污染非常困难，而公众的质疑则是推动大城市“去雾都化”的最有力武器。
在美国，直到1987年才采用PM10 空气质量标准。在基本解决PM10问题之后，美国于1997年发布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从监测PM10过渡到监测PM2.5经历了10年时间。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就此止步。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前主席凯瑟琳·维斯普恩说，即使美国环保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公众也会怀疑政府数据，在美国，“我为国家测空气”的现象也存在。有些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利用桶装气体数字计做实验，自己监测并与政府数据做对比，并质疑政府的数字。英国《约克郡邮报》不久前一篇文章的标题称“我们需要的只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不要杀死我们”，文章引述一份研究报告称，每年英国有20万人因空气污染导致的各种疾病早死，空气污染使英国人寿命缩短两年。
印度许多城市近年来也深受大雾困扰。11月21日，新德里遭受大雾突袭，致使数十趟列车晚点。今年9月，世卫组织公布一份全球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印度、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等国的城市名列PM10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榜单前几名。在2010年，由于为筹办英联邦运动会而大兴土木，印度大雾更加频繁。《印度时报》曾称，新德里已成为“雾都”，假如政府不予以足够重视，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但对于空气污染，不少印度人并不以为然。有当地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印度许多城市就是建在垃圾堆上，谁还在乎什么空气污染。
关注环境是社会进步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空气污染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伴随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现在人们对空气污染关注度很高，抱怨增多，一是网络等传播工具的出现，为大家提供了公共空间，话题讨论变得更加开放，这是社会的进步。以前污染也很严重，但没有空间去讨论。另外，大家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这是文明的进步。在物质生活提高以后，民众对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层面才出现的问题。如果吃不饱饭，环境问题不可能被高度关注。
德国环保专家雷德尔说，美欧国家真正实现“家家有小车，还总能见蓝天”，除了严格的空气质量法案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把制造污染的工厂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迁。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的关键点，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一样把工厂都迁出去。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着比西方更复杂的问题，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
周宁说，公众的关注对促进改善中国的环境是件好事，但公众也应该有一种理性态度，认清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要过激反应。这些年，公众对许多事往往处于一种偏激状态，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信任与安全感，整个社会处于心理易怒、多疑、焦虑状态，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社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