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11—12月号文章】题:美国时代的终结(作者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美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就是世界头号大国,美国领导人始终寻求保持这种特殊地位。美国的这种卓越地位抑制了大国间的竞争,赋予美国以塑造地区均势的能力。独占鳌头,或许有些寂寞,但美国人却发现——风光无限。
除了衰落别无它路
然而,当一个国家孤独地站在权力之巅时,除了下落别无它路可走。因此,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对可能的衰落感到担忧——即便这种前景非常遥远。
保罗·肯尼迪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出版发行后,有关美国衰落的争论又变得活跃起来。肯尼迪在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即美国处于“帝国过分扩张”的危险之中。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书中对肯尼迪的悲观看法提出质疑。他强调了美国非同寻常的强项,认为美国注定将在未来许多年充当世界领袖。
从那时起,一系列的书籍及文章一直都在争论美国的统治地位可能会维持多久这个问题。尽管在讨论美国的卓越地位能维持多久方面已花费了大量笔墨,但参与讨论的人几乎全都搞错了问题。问题从来都不是到底美国会不会步英国后尘,从大国的队列消失,或者会遭受其他形式的灾难性衰落。真正的问题始终是人们所说的“美国时代”是否将走到尽头。具体地讲,美国会不会依然保持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却无力施加以前曾拥有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一一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么华盛顿就必须制订一个宏大的战略,承认这种新的现实,但还要利用美国持久性的资产来促进国家利益。
整体地位未受威胁
二战一结束,“美国时代”就开始了。1947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参事室宣布:“拥有支配权力应该是美国政策的目标。”
例如,1945年,美国经济总量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美国是一个有贸易顺差的主要债权国。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其工业基础无可匹敌,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通过马歇尔计划,华盛顿支持非殖民化和欧洲重建,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美国怀有很大的善意。
最重要的是,美国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西半球不存在其他大国,因此美国不必担心外国入侵。我们的对手苏联经济规模小得多,而且效率极为低下,其军事实力主要是地面部队,根本不可能达到美国的兵力投放能力。总之,即使在苏联垮台之前,美国整体上已确立了现代历史上任何大国所具备的优势地位。
利用这些突出优势,美国做了些什么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几乎世界各个地区都创立并领导了一种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除了受苏联及其庇护的共产党国家直接控制的地域外。美国不仅为世界建立了一些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而且几十年来,美国在这些机构里都一直保有决定性影响。
诚然,美国并没有完全控制它建立的各个地区秩序中所发生的一切。它未能阻止1959年古巴革命和 1979年的伊朗革命。美国也未能阻止法国1966年脱离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未能阻止以色列、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获得核武器。但是,美国在所有这些地区仍保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此外,尽管美国的地位有时受到挑战——在越南的失败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美国的整体地位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虽然在印度支那遭遇失败,但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是牢不可破的。
一个人口只占世界5%的国家却在世界几乎各个角落都能够组织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并维持这种秩序长达数十年,不用说,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其不寻常的。不过,事实上,这正是1945年到1990年美国的情况。在这期间,美国还保持了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这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塑造能力大幅下降
后来,苏联瓦解了,美国成了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美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权力的顶峰。这种局面当时是、现在依然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重塑世界的机会”。美国抓住了机会,它将大多数华沙条约国家纳入了北约,在前共产主义世界的整个地区鼓励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那是个春风得意的时刻 是美国时代的顶峰,但是,庆祝胜利的烟花遮住了我们的目光,我们没有看到将这个时代带入终点的趋势和陷阱。
在过去20年里,几个重点地区出现了新的权力中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进展。大约从1900年开始,美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体,然而中国有可能在 2025年以前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
作为美国时代特征的一些安全协议也因几个重要的地区大国的崛起而遭削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土耳其和巴西。最近八国集团扩大到所谓二十国集团,这也可以看出权力的这种逐步分散。这也微妙地表明人们认识到二战后创立的全球性机构越来越陈旧,越来越需要改革。
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结束短命的“单极时刻”,其结果不是中美两极对抗,就是一个包括几个不平等大国的多极体系。美国很可能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的整体领导地位已经减弱——目前还在进一步缩减。
当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遇的双重障碍只会加速美国统治地位的衰减,并凸显出美国实力的局限。毫无疑问,美国能够推翻较弱及不受欢迎的政权——正如它在巴拿马、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利比亚所做的那样,然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表明,一旦惹人讨厌的领导人被推翻,无以匹敌的兵力投放能力在建设有效的政治秩序方面却没多大用处。在地区特征强烈、外国干涉一直都不受欢迎的一些地方,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超级大国,在取得理想的政治成果方面也有困难。
在大中东地区的行动是最为明显的例证。自苏联解体后,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关注的主要战略焦点。 “阿拉伯之春”不但令华盛顿感到意外,而且美国的反应也进一步显示出美国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的能力已经减弱。
所有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预示着美国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而且,近期遭受的一系列经济挫折将给美国继续扮演雄心勃勃国际角色的能力造成更大而符合实际的办法,捍卫我们最重要的利益。
因此,美国应该摒弃目前对国家建设和镇压叛乱的迷恋,回到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谓 “海外制衡”这一大战略上来。“海外制衡” 战略旨在保持西半球仁慈霸主地位、维持欧亚大陆强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和石油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力量平衡。
我们不应寻求直接支配这些地区,我们首先必须借助地区盟友,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维持力量平衡。我们不应让他们免费搭乘我们的顺风车,而是要尽可能地免费搭乘他们的顺风车,只有在某个国家看似可能支配某些关键地区时,才派出地面部队和空军加以干预。作为一个海外制衡方,最大的成功在于让别人去处理麻烦的问题,而不是急于把负担揽到自己肩上。
更具体地说,海外制衡会要求美军从欧洲全部撒出,同时还要继续履行对北约的义务。
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应该将主要的战略关注转移到亚洲,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的经济重要性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我们面对的潜在竞争对手。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海外制衡”战略为大中东地区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事实上,在1991年以前,我们就是那么做的。可惜,美国在1991年以后抛弃了“海外制衡”战略。美国先是尝试“双重遏制”策略,实际上就是对抗两个相互憎恨的国家——伊朗和伊拉克,美国没有像过去那样采取利用一方遏制另一方的策略。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采取了更为愚蠢的“地区转型”战略,从而使这种错误更加严重。加上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这些考虑不周的方略加深了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给伊朗这样的一些国家以更多的理由考虑获得核威慑力量。
可以想象,中国的决策者看着美国使自己陷入这些代价高昂的泥潭中该有多么高兴。幸运的是,有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重新采取“海外制衡”战略。美国应该尽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将以色列视为一个正常国家,不要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美国应该依靠中东、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维持和平——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予帮助。
黄昏降临无需哀叹
美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并未结束,也注定不会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若干个势均力敌的大国中的普通一员。相反,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美国经济依然是多样化的,且技术先进。
中国的经济可能在绝对数字方面将很快超过美国,但其人均收入将比美国少得多。美国在高等教育以及产业研发方面的投资依然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许多国家继续大声要求美国提供保护。
除非美国给自己造成更多创伤,不然的话,美国在今后几十年里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大国地位。无论未来的世界是单极的、两极的或是多极的,华盛顿都将是其中的一个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最强的那个极。
因此,美国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赫然出现一个大国对手,而是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景气这三重打击。现在和将来,拥有世界能力最强军事力量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拥有更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首屈一指的科研机构以及可以提高生产力并令外国来客赞叹不已的全国基础设施。
美国时代黄昏降临不是一个值得哀叹的事件,也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操控几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安排的时期注定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调整,那么美国时代的逝去未必预示着一个威胁不断增加、经济愈加困难的新时代的到来。
美国人不应留恋过去,而是要把美国时代的终结视为重新平衡国际负担、全力关注国内紧要问题的一个机会。现在到了把更多精力放到建设那个“山巅上的闪光之城”的时候了。我们的领导人常常提及这种说法,但这座“闪光之城”却依然有待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