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培训了两年，就是进不去
拉锯了近一年，培训方愿意退回26万元
庭审开始，被告依然没有出现。
昨天上午9点，开庭时间到了，滨江法院法庭的被告席上空无一人。
法官打电话通知被告，电话被挂断。
“他一直都是一拖再拖的。”原告代理律师（以下简称律师）摇了摇头，也掏出手机拨打被告电话，这次电话通了。
通话很短，基本都是电话那头在说话，整个通话过程仅持续了约30秒。
“他在转账。”原告代理人对法官说，“要退还的那笔钱。”
等待了15分钟之后，被告仍然没有现身，法官宣布缺席审理。
30万神秘助学协议
事情还得从3年前说起。
原告律师看了一眼对面空无一人的被告席，开始陈述：
2010年，原告周某的侄女小张学美术，要参加2011年的高考，周某与被告冷某签订了一份助学协议书，由冷某实施助学方案，帮助小张在2011年的高考中考取中国美术学院。而周某，支付30万元的培训费用。
如果没被录取，冷某退还26万元培训费，4万元作为正常的开支无需退还。如果只是考中了其他重点大学，费用另行商议。
实际上，当年周某分三笔共支付了34万元。
但是，2011年的高考，小张并没有被录取。
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如果2012年的高考，小张被中国美术学院录取了，26万元就作为报酬。
那一年，小张依旧没有被录取。
依据协议，冷某要退还26万元。这笔钱，冷某始终没有退还。
天价助学培训做些什么
协议30万元，而实际支付了34万元，堪称天价培训。如此昂贵的培训费用，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简单地说，就是教画画。”律师说。
“往复杂说呢？”法官反问道，“30多万元，可以随便找一个很好的培训班吧。”
“我也说不好。”律师说，主要分为专业培训和文化培训，但是具体如何培训并不清楚。
“培训地点在哪里呢？”法官问。
“杭州。”律师答道，但却说不出具体的地址。
“被告是什么身份呢？”法官问。
“原告与被告是通过另一个做培训的女老师介绍认识的，当时女老师说，被告也是做培训的。”律师说，“然后，就和他签了协议，请他辅导。”
“什么培训机构？”法官追问。
“名字叫不上来。”律师摇了摇头。
在法官的一连串问话中，律师对于助学培训中的许多细节情况无法准确回答。而在助学协议书中，规定了培训费用、结果，却并没有对培训内容、课程及培训方式的约定。
协议中倒有这么一条内容：双方本着互相信任、保密的态度，签订此协议。
庭审中，缺席的被告打来电话
就在这时，律师的手机响了，是被告打来的。
休庭。
律师接起电话，听了5秒钟之后，发出一声冷笑，“哼！”
“你给我打也没意义，行，你就办好；不行，给我一个答复，这个你不用解释了。”律师挂断电话，通话近1分钟。
“他说钱转不了。”律师说道。
直到庭审结束，被告冷某都未现身。
这已经不是冷某第一次“放鸽子”了。
法官告诉记者，7月下旬，法院通知冷某来取开庭通知书，一直到8月5日开庭当天9点钟，冷某都没有现身。
法官给他打电话，讲明利害关系之后，冷某过了半小时赶到法院。
“他说自己是中国美术学院成教学院的老师，会和原告处理好的，一定会在下次开庭前把钱退给原告。”法官说，冷某当面向她许诺。
然而，直到昨日再开庭，原告没有收到一分钱。
